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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从70年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 |《经济研究》

时间:2019-10-23

编者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经济研究》以“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形式特邀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一组文章,分别于2019年第9期、第10期分上下两期刊登。

其中,上期作者依次为谢伏瞻、高尚全、张卓元、马建堂、蔡昉、林毅夫、黄群慧、田国强,下期作者依次为厉以宁、辜胜阻、高培勇、刘世锦、刘伟、洪银兴、樊纲、洪永淼。这里,刊发我院田国强院长的笔谈文章《从70年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以飨读者!

《经济研究》

2019.09

目录

——CONTENTS——

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上)

谢伏瞻 高尚全 张卓元 马建堂 蔡昉 林毅夫 黄群慧 田国强(4)


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

吕炜 张妍彦 周佳音(25)


系统性风险、抛售博弈与宏观审慎政策

方意 黄丽灵(41)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卞志村 赵亮 丁慧(56)


僵尸企业与货币政策降杠杆

刘莉亚 刘冲 陈垠帆 周峰 李明辉(73)


财政分权、融资约束与税收政策周期性

石绍宾 尹振东 汤玉刚(90)


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周颖刚 蒙莉娜 卢琪(106)


农村基层治理、专业协会与农户增收

贾俊雪 秦聪(123)


中国应如何量化选择粮食政策工具?——基于社会总福利最优的决策参数模拟研究

倪国华 郑风田(141)


“扶教育之贫”的增智和增收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评估

汪德华 邹杰 毛中根(155)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融合程度及地位:行业比较、地区差异及关联因素

姚星 蒲岳 吴钢 王博 王磊(172)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吕越 陆毅 吴嵩博 王勇(187)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新问题、新范式与中国学者的探索——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张军 张晏 王永钦(20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回顾70年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做对了什么?面临当前重大变局的世界变化,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近些年笔者归纳总结了“三维六性”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论,无论是做管理还是搞改革、做研究都适用,那就是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才能保证其结论和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六性。

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呢?是因为笔者感觉目前许多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及历史视野的经验教训比较分析,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也是如此。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谈改革。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改革?所谓改革就是改正制度,把错的、落后的制度改成对的、先进的制度,给外界以希望。无论做什么,要搞清楚真正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谈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特别是新的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或者说近180年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并且在当前世界重大变局下也必须是如此应对。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市场制度优势


做任何事情、分析解决问题,必须明道,也就是明了做事的基本规律、道理和原则,包括改革。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改革容易引起这么多争议,是不少人未将两大最基本而差不多又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第一是个体逐利性: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体基本上是考虑自身利益的。比如,中国有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实际上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性假设和讨论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如果个体总是利他,思想境界都很高,事情就好办得多,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机制设计或党纪国法。第二是信息不对称: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往往信息分散、不对称。但弄清基本情况,又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先决和前提条件。承不承认、能不能应对好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约束条件,是避免争论或导致制度或政策失败,制定出好的制度,不断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的关键所在。于是,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这样,制度的选择或制定由此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人性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个体的逐利性,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基本改变不了的。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制度呢?实质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游戏规则,以此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地改变其行为结果,以此实行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也就是我们讲的激励机制。个体的逐利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客观约束现实条件是没有国界的,没有特殊国情,可以说是普适的,存在于任何国家,由此所采用的基本经济体制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比如采用市场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其实践说明了此点。

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忽视了这两大客观因素条件。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认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政府主导毫无疑问起到了重要,但能不能把它推到一个极致呢?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两个客观条件。

由于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这两大客观现实,在考虑经济问题、制定政策和制度时就需要注重三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信息有效性,尽可能用到少的信息。由于信息分散,非完全及不对称,人们才希望采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制度,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以此提高信息效率。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个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关键看是否搞对激励。是否形成激励相容关键则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邓小平总结得异常到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 三是资源配置有效性,在资源给定的情形下,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激励和信息有关,一个低效的制度机制常常与激励不相容、信息成本过大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三个要求方面具有天然、独特优势。


二、从控制实验的科学本质内涵看改革开放成功的差异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经验呢?中国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应对这两个客观约束条件,也就是个体的逐利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呢?当然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党的领导,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党的领导,这不是新的因素。国有企业主导是不是导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新的因素呢?也不是。改革开放前后,国有制主导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前,国企的主导作用更大。国有企业占据的比重更大,政府主导是新的因素吗?更不是,政府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中是无处不在,十分显著的,而改革开放后,其干预经济的程度大大减少。那么,为什么后40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那就是在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毫无疑问地就是较大程度上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对外开放的实行,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内涵就是可控的实验。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时,也应按照科学的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把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来泛泛而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前后几十年对比,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控制实验。因为很多重要的、必要的因素: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在建国70年来所一直贯彻和保持的。但是为什么在这后40年,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进步能如此巨大呢?关键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也就是经济的民营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一些根本举措,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样的客观现实,依然是解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应对方向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三、世界变局下的中国进一步的继续改革开放


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还是从外部竞争应对来讲,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竞争很有可能将是长期性的,其冲突性和对抗性呈现增强趋势。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中国经济要在未来30年,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应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宏伟愿景目标,戒骄戒躁、求真务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更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特别要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如果对方一定要跟你斗,我们也不能不还手。但是,能不能避免冷战式的这样最坏情况出现?要靠两国的领导人的智慧,也要靠两国企业的利益纽带与两国人民的情感联结。

面向未来,对外我们对自身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韬光养晦的方针不能放弃,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对内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些竞争性行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让中国的国力超越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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