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7日下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Patrick O'brien 教授在经济学院511会议室为财大师生做了题为“明初至工业革命期间中国及西方的长期经济增长：‘大分流’之辩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坛是上财经济史学讲坛第三讲，加拿大菲沙河谷大学陆丁教授主持本次讲坛。
Patrick O'brien教授围绕西方为什么会崛起，而历史上曾经辉煌庞大的中央帝国—中国，为什么反而停滞不前？这一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展开论述。 Patrick O'brien教授首先为大家梳理了梳理这个问题在学术史上的争论。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早期都试图解答这一问题。马克思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韦伯强调中西文化和制度的根本不同，Patrick O'brien教授认为马克思，韦伯和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国富国穷》的作者大卫•兰德斯等的观点都基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而以“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认为16世纪以前的中国在制度、科技和物质各方面都不落于西方，他们试图通过寻找外生的原因来解释大分流原因，诸如煤铁资源的利用和新大陆的发现，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和海外的因素。Patrick O'brien教授认为这种争论的长期存在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不同观点和视角的存在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更好的解答。接着Patrick O'brien教授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把经济增长分成两种方式，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斯密型增长是在已有生产技术水平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指良好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所发挥的资源配制作用，斯密型增长需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政府，确保不受外部的侵略和维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熊彼特式增长是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需要有一个类似于西方17世纪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所具有的社会环境，人们相信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政府层面对创新也是积极的。 Patrick O'brien教授对“大分流”的解释是宋朝中央政府不够强大，无法抵御外患和维持国内的稳定，使斯密型增长步履蹒跚，而明清两朝政府趋于保守，不倡导创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基本不存在“科学精神”，也就是有利于科技发明的信仰，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西学者世界观不同所致，儒学和佛道禅等哲学流派更多的是讲究顺应自然和关注内心，他认为这些观点对科技发明会有消极的作用。 在场师生对这个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Patrick O'brien教授就大家的提问一一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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