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上财宏观论坛顺利召开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鹰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 - 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杜晓宇；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等嘉宾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报告发布后，进入到主旨演讲环节。齐鹰飞作主题为《让创新更有力量》的主旨演讲。他表示，就长期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而创新及知识传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22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研发强度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发明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自2011年以来始终保持世界第一位。但科技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近1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为理解专利申请量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背离现象，对专利进行分类分析可以发现，那些反映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那些反映了技术追随的专利甚至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负面作用。现行以专利数量为标准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申请追随性专利，并通过知识溢出渠道扩张后续的追随性创新，最终可能会抑制颠覆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突出强调了颠覆性创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因此，在政策建议方面，齐鹰飞认为，创新政策体系应该从“支持创新”向“支持颠覆性创新”转变，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解决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问题。

张军作题为《更好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概念框架》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快速而深刻的转型，从转型的框架来看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冲击，外部地缘政治的改变、数字化转型、房地产的政策大调整和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给各个行业带来了深远影响，打破了经济中已有的稳定的商业模式。例如，数字化转型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变传统的就业模式；房地产政策调整带来的上下游产业链的稳定性被破坏；所有这些供给冲击给经济中的各个行业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改变了居民和企业的需求行为。企业受产业政策的引导快速向新兴的领域转型，新赛道开始拥挤，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居民的就业保障和收入预期下降，消费出现降级。面临当前中国经济供给转型的阵痛期，他回顾了近年来宏观政策的转向的背景。从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8年贸易战后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倾斜，再到如今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中国的政策重心始终聚焦于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技术创新，这些政策为经济注入新动能，但也增大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目前，诸多新兴行业存在过度竞争，传统行业压力加剧，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他提出，政策设计应从降低不确定性入手，要注重平衡短期冲击和长期目标，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稳定的市场预期和发展环境。此外，针对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他认为，传统教科书中的经济理论往往是基于理想化条件设计的，而在分析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现实时，是要放在整个中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阵痛中来，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

李迅雷作题为《中国经济转向消费主导的必然性与难点》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消费主导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但这一转型面临诸多结构性难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限制投资和推行去全球化政策，对中国出口形成明显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可能处于低水平趋稳状态，这将进一步压制中国的出口增长。在全球经济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更加重视内需，尤其是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首先探讨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指出我国的投资驱动模式已显疲态，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投资负增长、投资回报率下降、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等问题。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而服务消费增长7.2%，反映出服务消费复苏较快，但整体消费回升乏力。然后他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消费的弱势地位，指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5.7%，明显低于美国（81.6%）、日本（75.1%）等发达国家。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消费信心不足和长期以来投资占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国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高达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但与之相伴的是高杠杆率和债务风险加剧。2023年，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87.8%，其中居民杠杆率超过60%，与发达国家相当，但攀升速度远超美国和日本。随后，他围绕消费转型的难点和政策建议展开论述。他指出，我国收入结构固化和增速放缓是促消费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分别为4.4%和6.8%，低于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下行加剧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进一步削弱了消费信心。与此同时，地方债务负担沉重，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制约了政府在消费支持方面的作为。最后，他提出了推动消费转型的具体政策建议。他认为，短期内，应通过发放消费券、鼓励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等增量措施，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中长期则需通过财税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他特别强调，应强化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支出责任，降低地方财政压力，从而为扩大消费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吴绪亮作题为《智能经济、丰裕社会与高质量就业》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减速换挡”期，智能经济将成为第二增长曲线。智能经济的兴起通过技术扩散和资源重新配置，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升。他进一步探讨了智能经济的微观机理和产业逻辑。从微观上来看，智能经济不仅作用到产业端，也作用在消费端，从供需两端来影响宏观经济。从更大的框架来看，智能经济是按照从服务业到工业，再到农业领域的顺序慢慢渗透到产业中，这一扩散顺序有助于缓解“鲍莫尔病”，提升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智能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他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未来一百年全世界将经历一场快速的技术进步，并由此产生大量的“技术性失业”。但过去百年里，技术进步确实一直在发生，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技术性失业”。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包括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两大类。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经济数据来看，短期表现为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长期则相反，即技术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远大于被替代的就业岗位。一般认为，AI虽然有一定独特性，但仍会遵循这一基本规律，人与AI之间的关系不会是零和博弈。他强调，关于AI就业影响的讨论，需要对AI进行结构化分类研究，细化分析不同类型AI技术能力和产品能力在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工作场景甚至不同工作任务的影响，泛泛研究并没有多大意义。此外，还需要分析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新职业与旧技能、传统就业与灵活就业、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变、就业极化与收入分配等关系。最后，他提出应对AI就业挑战的政策建议：平衡好技术进步与就业稳定的关系，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充分释放产业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在激发创新创业上的作用，扩大AI的就业创造效应；加强政府对弱势劳动者的兜底作用，让创新性企业轻装上阵；加强结构化研究，识别脆弱群体和群体性失业，提前预防；加强新职业、新岗位开发，鼓励创造人机合作的就业岗位，降低职业转移的障碍，优化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放宽云计算和AI等技术培训的市场化认证。

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和腾讯研究院联合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智库、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协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徐龙炳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林立国联合主持论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腾讯研究院等多个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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