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驰:云南支教感言

时间:2009-10-13

     十五天过了,弹指一挥间。当我再一次步入再熟悉不过的财大校园,再次安坐在宿舍的电脑前,思厥月余前那个在室友的鼾声中撰写报告的我,那个临行前喜忧交集 难于入眠的我,总觉得心中五味杂陈。当那些在云南支教、访谈、生活的琐事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时,总有些东西能在我的脑海里生根发芽,历时愈久而愈清晰。

     印度电影名言曰:“幸福的人都一样,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在支教的短短两天中,我甚至很少敢于观察那些孩子的眼睛,那是如一汪清泉一般澄澈、明净而天 真的眼睛,眼睛里泛着的只有童真和希望。此时,也许他们正幻想着能和我们一样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也许他们幻想着能走出这莽莽大山,也许他们正幻想着能 住在只有在电视里才看得见的大楼,也许,他们只是想着能和小伙伴们在放学一起去镇上玩儿,或问我们多要一根棒棒糖。当我想他们展开从上海带来的那幅中国地 图和上海、北京、香港的图片时,孩子们惊诧而欣喜的仿佛照见一尊价值连城的古器一样的欢呼让我毕生难忘。那些孩子们,那些山里的孩子们,他们并不知道我们 的中国有多大,是什么;并不知道在山外的首都北京有多远,在哪里;并不知道云南省的盛会是昆明而不是昭通;甚至有的在初生的12年还没有去过哪怕县城,没 有离开过脚下的山村。

     当我讲完中国地理概况,问及有多少孩子的父母在山外打工,几乎全版的孩子们都齐刷刷的举起了手,好一点的,在昆明,不济的,在昭通,曲靖。孩子们说,他们的爹娘每年春节时回来住五六天,而他们的年迈爷爷奶奶则承担起抚育两个甚至更多孩子的重任。

     下课后,我给每个孩子分发了从上海带来的棒棒糖,自然又惹来一阵欢呼。孩子们拿到糖并不吃,而是随意的在桌上敲击。于是我索性指挥孩子们跟着我拍手的节律 一同敲击。当孩子们在我手掌指挥下敲出让整栋新修的教学楼为之微微颤抖的响声时,我和孩子们都笑了。孩子们的笑是纯净的,或许从来没有人与他们这样游娱, 这样亲近。而我在他们的笑声中似乎预见,数年以后,他们必将像其父母一样,背起沉重的行囊奔赴那些已有些排斥他们的城市,在经历了城里人的白眼和歧视,承 受了城市对他们近乎剥削的生活重压,怀揣着那在我们看来无足轻重的代表他们一年劳动所得的两三千元钱再返回这里时,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开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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