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全面小康进行时

来源：《国际金融报》2016年03月14日 头版头条 本报两会特派记者 赵怡雯　实习生 刘媛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举世瞩目。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下称“十三五”规划草案），以２０篇８０章、２５个专栏、１４８页的篇幅，细致描绘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图景。

作为本届全国两会的热点和亮点，“十三五”规划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凡是能让市场决定的东西，规划里面基本不说，或者说得很少，但政府要干的事说得很细、很全”，勾勒出一张破解发展难题、构建发展新动力的“路径图”，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采访代表、委员和专家，梳理出他们心中最期待的“十三五”十大“经济抓手”。

国企改革

加快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试点

推进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是贯穿“十三五”时期的工作主线，在“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占有重要分量，其中，被纳入“供给侧改革”版图的国企改革自然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十三五”时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攻坚期，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以便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塑中国经济新格局。

“今年是国企改革任务的落实年，需要按照去年出台的文件，落实改革思路，加快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的试点。” 面对记者的提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表示，目前，广大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是拥护的，有关部门也会与企业一道，更好地推动改革。

全国政协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强调，在加快供给侧动力转换中，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重组，要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推进转型升级，并积极培育、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新旧动力加快转换，二者要同时发力，紧密融合。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目标是让国企成为充分市场化的企业，政府只能通过股权来影响企业，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影响。国企的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于政府，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董事会、董事长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来使国企的运行和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这样的话国企的市场化适应能力就能得到很大的增强，运行效率和政府对国企的管理效率也能得到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金煜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有两点：第一，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让国有企业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第二，解除国有企业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过度依赖，减少公共资源的扭曲配置。

在金煜看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让私人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原来由国企垄断的产业中，能充分发挥私人企业注重绩效的优势”，“同时，通过国企改革会引发很多的兼并、重组，使得资本市场其他一些附带的资本经营活动得到更好的开展，能够使证券公司向真正的投行方向推进。”

金融改革

改革并完善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去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央行正在牵头起草金融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时隔一年，潘功胜在两会期间再次提到了金融“十三五”规划，他透露，目前金融“十三五”规划正在编制当中，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出炉。

潘功胜特别提到了“区域金融改革和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对此，金煜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别较大，金融“十三五”规划切忌一刀切，“区域金融改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工业转型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偏僻地区应该是各有侧重。”

金煜还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到了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地区，例如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地区不仅引领未来金融改革方向，提供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参照，而且，由于它的创新特征，也往往蕴含金融风险，所以在规划中既要有突破，也要充分准备出现问题后的应急预案。”

这次公布的“十三五”规划草案中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

对此，目前在金融方面面临着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并存的问题，此次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唐双宁便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金融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以及财政、工信、网办、公安、安全、商务等部委办，发挥综合防范金融风险的“拉网式”安全平台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巡视员王顺则建议，由央行统筹，建立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统一的管理框架。可以分两步走：一是在现有监管体制下，首先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管理权限统一划归央行，在央行内部设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二是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成的情况下，按照新的监管体制框架，整合现有各类金融市场交易平台，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以风险管理为基础，本着便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搭建统一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

房地产发展

设法稳定一线城市房价，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发展地产新业态

新鲜出炉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也提出房地产新政：对无力购买住房的居民特别是非户籍人口，支持其租房居住，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给予货币化租金补助；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实现公租房货币化；研究完善公务人员住房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发展旅游地产、养老地产、文化地产等新业态。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时表示，要想方设法稳定一线城市房价，实施严格的限购政策和差异化税收制度，增加土地供应和中小套住房供应，还要严厉打击中介投机和违法行为，搞好保障性房屋供应建设。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教授、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施建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地供应少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供不应求就会导致房价快速地上涨，所以合理地加推土地的供应量是比较适合的。

对于规划政策，施建刚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二胎政策的出台以及人们家庭条件的改善，大量供应小户型不适合目前社会的现象，相比于增加中小套住房的供应更应该大量供应大户型住房，“一般来说，现在住小户型的人条件改善后会改住大户型，那自然而然小户型就会被腾出来，所以小户型不需要造太多，那些腾出来的小户型可以办二手房交易，现在国家也在建二手房交易市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房地产与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思思则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从供给方面来说，政府有意去推进保障房的建设，会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有一定的效果，“房改市场化的初期房价过快上涨的一个原因就是保障房供给不足，大家只能去买商品房。”

需求方面，张思思认为，合理的规划一方面可以使投机性需求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需求产生一些新的影响，比如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可能会兴起新一轮对学区房需求的高涨。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房质量要求的提高，可以发展一些多样化房产，比如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创新产业园区和新型众创空间等。张思思同时强调，应该进一步完善不动产登记条例，建立更加健全的住房信息联网制度，为房地产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大数据战略

国家应尽快启动大数据开放立法，加速政府数据开放进程

“国家大数据战略”也被纳入了备受关注的“十三五”规划草案，“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业内普遍认为，“十三五”规划草案中重点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对大数据产业而言，是重大利好。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与运用，已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新标志。”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应尽快启动大数据开放立法，加速政府数据开放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则点出了中国工业大数据应用中还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挖掘工业大数据价值的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二是行业内外部数据整合应用不足；三是企业各部门间数据集成应用难度较大；四是工业大数据加工服务能力较为薄弱。

基于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牛弩韬提出，“加强工业大数据应用的组织领导；加大财税金融、投融资政策扶持力度；健全推广应用机制；构建有效人才培育引进和激励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克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尽管大数据目前技术方面已经成熟，但依然存在不少发展的问题，一些制约行业发展的短板，应该迅速补齐，他举例指出，“医疗大数据可以让医院之间互换，部分大医院不屑去做，那是否病患应当有权让自己的医疗数据转移呢？这些都是需要高层的协调和重视。其他已经存在的大数据的行业，顾客和商户谁有权用它呢？发生网络安全事件谁要负责任？很多法律法规存在严重滞后。”

创新创业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创新型人才，当务之急是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转变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和城市；鼓励大型企业建立技术转移和服务平台，向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完善创业培训服务，更好发挥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推进专业空间、网络平台和企业内部众创；加强创新资源共享，推广研发创意、制造运维、知识内容和生活服务众包；完善监管制度，规范发展实物众筹、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绩斐然，2016年在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仍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要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来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

奚君羊认为，目前，创新创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创新型人才，“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管理的模式都还是属于灌输型，包括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严重不足，高校本身没有创新动力、能力和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规划，当务之急是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转变。”

金煜表示，要想鼓励创新创业，政府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要重视基础研究。他举例说：“这两天朋友圈中刷屏的一个重要事件是AlphaGo与李世石的围棋人机对战。或许，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故事，设计和开发AlphaGo的Google公司是一家90%的员工做研究，10%的员工做利润的创新企业。”

在政策方面，金煜认为户籍制度值得考虑，“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心只想着找到一个能够解决就业的单位，那么他（她）是不会太多地考虑创业的。”

“一带一路”

要想走得长远，只靠顶层设计还不够，还需要企业“走出去”，顺应当地市场需求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贯穿整个“十三五”期间，很多代表、委员都为所在省市如何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出谋划策。

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拿出一段介绍今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举措：“统筹国内区域开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共同打造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构建沿线大通关合作机制，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友谊纽带、共同繁荣之路。”

金煜指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国家的国际化战略。中国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在基础建设方面能力出众，“正如林毅夫教授以及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拥有良好的基础建设。所以，‘一带一路’会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此外，中国的制造业和基础建设输出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不附加干涉条件的资本。”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崔保华表示，“‘一带一路’要想走得长远，只靠宏观的顶层设计还不够，具体操作中还需要企业在‘走出去’时在产品、产业结构等方面锐意改革，顺应当地市场需求。”

崔保华认为，“一带一路”为中西部省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就四川而言，四川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蓉欧铁路等工程打通了我国西部向外开放的大通道，为四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机遇。四川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努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航空、勘探设备、环保、金融等具有高端性、成长性和引领性的产业，从而增强自身对接“一带一路”的能力；同时推动民企出川，促进企业、产品、项目、人才的交往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总裁王晶表示，“一带一路”经过或辐射了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企业“走出去”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做足功课，练好内功。

去产能

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有时间表，要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激发地方主动权，要有相应的责任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三五”时期要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有关“去产能”的相关表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近10次。“积极化解过剩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等措辞，无不彰显出政府破解产能过剩顽疾的决心。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五大任务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煤炭定性为“困难行业”，并明确指出要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将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原监事长张福荣3月6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表示，化解产能过剩应该有时间表，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有时间表；要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激发地方主动权；要有相应的责任制。

金煜告诉记者，在去产能方面应该和加强环保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这里的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的生产成本，还需要考虑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不直接出现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往往也无法直接体现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中，所以往往被忽视。”金煜如此强调。

绿色环保

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成本，涉及到政府层面的，应该适当降低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一系列环保数据目标：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20%；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25%；挥发性有机物全国排放总量下降20%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表示，环境质量改善是评判环保工作的最终标尺，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决策部署，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善环境质量。

奚君羊认为，环保产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环保业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未来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环保、节能、高效作为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目前来看，由于新兴能源的成本相对来说较高，很难与传统行业展开充分竞争。所以，奚君羊表示，政府要对这种高耗能的污染能源的使用有一些限制，要增加这些能源使用的成本，使得在底价关系上逐步有利于清洁能源的使用。另一方面，对于清洁能源的发展成本，涉及到政府层面的，应该适当降低，比如土地使用等方面，政府要提供一些优惠、资助，使得新能源企业在与传统能源企业，在竞争中有竞争力。

此外，奚君羊提出，为了避免新兴行业对政府过度的依赖，政府对这些企业提供的减税、减费、资助等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促进清洁能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过自身经营能力的提升来适应这些竞争。

新型城镇化

必须要土地流转，把现在的农村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把农民的宅基地充分利用起来

据统计数据，2015年末外出农民工打工人数增速仅0.4%，比2010年的5%以上增速大幅下降。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对下一步农民工加快转为城市市民做了部署，预计未来5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根据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李成贵认为，应适度引导中小城市产业发展，目前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就业机会较少，尚无法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广宁提出，城镇化要更关注“镇”的规划和建设，“先规划起来，再通过国家、省、市、县合力，逐步完善镇的公共配套设施，如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一方面带动农民进镇打工，同时能让农村小孩的教育以及老人的养老问题在镇上得到解决。”

在施建刚看来，还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现在我们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已经不远了，必须要土地流转，把现在的农村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把农民的宅基地充分利用起来，在农村造具有农民特色、既可以务农又适合生活的住宅小区，这样耕地就能腾出来。”

在金煜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大众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够享受到更多地便利。城市化能提供便利的交通，这对基础建设、交通工具和设备行业是特别有利的。城市化还有助于更有效率地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去看历史上一些大城市的发展，比如伦敦、巴黎和纽约，我们会发现这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卫生、疾病，面对这些问题，城市总是会创新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是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是也许我们更应该从每一个城镇自身的发展出发去思考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各种创新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的。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注意到在网络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城市发展中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出现了‘滴滴打车’、‘快的打车’；为了方便配送，出现了‘京东快递’等。我想，之后在教育、医疗方面也会出现创新，这种创新一定是在城市中的。”金煜说。

互联网＋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议国家从战略角度投入更多的资源

“十三五”规划草案专门辟出一个篇章，着墨“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涉及网络强国战略的内容长达5页多。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是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之后更深入、更全面的提法，说明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以及分享经济，移动互联网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会把潜在的巨大生产力释放出来。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提升至90.1%。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基数很大，有利条件很多。但无论是基础设施、自主技术、产业市场，还是网络安全和网络话语权，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马化腾总结了继续推进“互联网+”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相比“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程度，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还需全面提升；面对“互联网+”催生的创新业态，当前监管理念需要逐步转变；“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政策还要持续落地发挥实效；“互联网+”时代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问题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马化腾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议国家从战略角度投入更多的资源；其次，建议放宽“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通过“鼓励创新”+“限制区域”的监管方式规范行业市场；针对各行业配套政策落地，建议在政策不断加力下，重点落实各个细分行业领域的配套政策；最后，对于信息安全挑战，建议一是研究制定“互联网+”网络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开展相应等级的安全建设和管理，提升“互联网+”下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能力。二是完善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提高风险隐患发现、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三是加快发展“互联网+”信息安全产业。

赵克锋指出，现在中国互联网由BAT主导，即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他们都面临已经进入边际效用递减阶段的问题，“这意味着额外一个用户给他们的收益不大，所以他们不断地叠加平台，收购其他跟已有平台有火花的企业，但同时，他们把对有竞争的但更有创意的企业收购后却不愿意或没能力把它做大，结果资本把创新吃掉，这些原本是商业行为，本无可口非，但如果垄断后市场无法有足够的竞争性，这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