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气候冲击与历史上的暴力冲突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2016-06-15 作者：李楠 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自然为人类生存供给必需的营养、食物以及财富资源；另一方面自然通过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特别是地震、台风、洪水、干旱等无情地掠夺人类的生命与财产。而当面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冲击时，人类生存往往受到重要影响，而此刻暴力冲突似乎成为人们获取生存权利与机会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与之相关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发生在13至19世纪之间的“女巫大审判”。在此期间接近100万的妇女被作为女巫进行审判。特别在16至17世纪，女巫审判达到高峰。根据Midelfort在其著作《德国西南部的女巫猎杀，1562-1684》（Witch Hunting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1562-1684）中的记载，德国一个小镇，一天曾经创下审判400余人的记录。令人好奇的是“女巫大审判”不仅发生在基督教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天主教地区；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也跨过大西洋蔓延至美洲大陆。例如马塞诸塞州的塞尔姆小镇，就因为当年女巫审判而成为重要旅游地。那么为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会同时发生“女巫大审判”呢？ 针对这一问题，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女巫大审判是出于传统中世纪医疗行业中的男性想排除女性从业者的目的而产生的；另一些学者则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是天主教教会道德感知的需要。但以上这些假说均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13至19世纪之间，这么多地区同时爆发女巫审判。最近，布朗大学的Emily Oster教授揭示了“女巫大审判”背后的气候变化与这一暴力事件的内在联系。 Emily Oster发现，在13至19世纪之间气候变化，气温突然下降，整个欧洲进入小冰期（little ice age）。而低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而这正是导致大规模猎杀女巫导致女巫大审判的主要原因。她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这一时期温度的标准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女巫审判发生的次数将减少0.39个标准差。这意味着气候变化与女巫审判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负向关系。此外，Emily Oster又分别利用在1520年至1770年之间，人口规模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以及人口密度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进一步揭示女巫审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作为经济发展度量指标的城市化与女巫审判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进一步表明，气候冲击导致的经济衰退，进而造成了13至19世纪世界内“女巫大审判”的重要原因，揭示了气候变化对人类暴力行为的影响。 除了“女巫大审判”与气候变化有关之外，历史上另一个气候变化与大规模暴力冲突有关的案例，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的军事冲突。由于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与黄河流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地理特征差异，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游牧文明与黄河流域及华北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并存的局面。两种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然而，原本两个文明之间本可以和平共处，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两个文明之间的战争冲突不断，充斥着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关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为何会爆发长期的武装冲突，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之所以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进行长期的武装冲突，是由于草原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好战天性所决定的。然而这一假说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毕竟我们无法对“好战基因”进行识别。而另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假说则认为，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天气变化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就此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营教授与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在搜集了中国历史上约2000余年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战争数据，对冲突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考察。他们发现，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害频发（特别是旱灾）是导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当面对较少降雨量的干旱时期，草原地区因缺少足以维持牲畜生存的水草，游牧民族为其生存不得不发动对农耕文明的掠夺袭击。相反的，当草原地区降水量较为丰富时，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武装冲突的概率将减小，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与气候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以上历史上发生的暴力事件均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气候变化引发经济冲击一定会导致人们选择暴力冲突呢？在传统社会中是否有其他机制可以缓解气候冲击导致暴力冲突产生的影响呢？从历史经验来看，也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首先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教化可以缓解因自然灾害冲击对暴力冲突的影响。伦理道德教化可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对和平以及善意的道德宣扬，可以使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冲击时，有较好的行为克制，进而较少的选择暴力冲突维持生存的可能。近期山东大学的马驰骋教授及其合作者，采用中国儒家思想发源地的山东县级数据，就清代儒家文化影响差异与暴力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他们发现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歉收的确可以增加农民起义这类暴力事件的产生。然而，当考虑到当地是否受到较强的儒家思想影响时发现，如果当地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当地因农业歉收引起的农民起义的概率将有所降低。进而表明，教化以及伦理道德的宣扬有助于缓解因自然冲击造成经济变化对暴力冲突的概率影响。 其次在传统社会中，技术进步也是缓解气候冲击对暴力冲突影响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当气候冲击导致农业歉收时，人们往往因饥饿而被迫揭竿而起。但如果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提供较多食物，进而维持人们的性命，人们往往会预期参与暴力的成本较高而放弃暴力。中国历史上美洲作物玉米、番薯的引入则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玉米与甘薯均为起源于美洲大陆的原生物种，随着1495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玉米与甘薯也于16世纪传入中国，进而向中国内地进行传播与扩散。由于玉米、甘薯这类高热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增加了食物供给，进而降低了因为自然灾害冲击而去选择暴力的概率。 近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贾瑞雪教授在其名为“天气冲击、甘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文章中就对美洲作物引进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甘薯被引进以前，旱灾是引发农民起义重要因素，但在引入甘薯之后这一概率水平仅为从原来的70%下降到20%。由此可见作为农业技术提高的美洲作物引入的确也对维护社会稳定，降低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具有较大的意义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人类历史上，无论远古社会，还是黑暗的中世纪，在探究暴力冲突根源时，不能忽视自然环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对人们暴力行为的影响。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发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及自我的演化也不断进行。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改造自然，以及伦理道德的教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对人类自身的不利影响，进而从野蛮走向开化，从蒙昧走向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