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 马艳：基于“负价值”的生态政治经济学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强调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未曾直接涉及资源环境因素。

1975年，英国学者斯蒂德曼基于斯拉法“联合生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负价值”问题。该例子假定生产过程I使用5个单位的商品1和1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6个单位的商品1和1个单位的商品2；生产过程n使用10个单位的商品2和1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3个单位的商品1和12个单位的商品2。社会总计投入5个单位的商品1、10个单位的商品2和2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9个单位的商品1和13个单位的商品2。根据投入和产出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他在上述例子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价值体系方程，解得商品1的价值为负值（－1），继而解得剩余价值也为负值，并通过价格体系方程，解得利润为正值。他证明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可以是负值，且正利润可以在负剩余价值的条件下存在，从而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多只适用于单一生产，而不适用于联合生产。这在学界被称为“斯蒂德曼诘难”。可见，斯蒂德曼的“负价值”理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一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如果从环境角度来考虑“负价值”的概念，就不仅可以科学破解“斯蒂德曼诘难”，还可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在联合生产过程中，若投入既定的劳动量，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也会产出污染物，这就是在同一个过程生产出两种产品的现实逻辑。其中的污染物并非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所需要的经济品，只是作为“正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存在，这就说明联合生产允许有“负使用价值”，因而为“负价值”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从质的分析来看，“负价值”是指存在于联合生产中作为副产品的负使用价值（即污染物），而与正使用价值（有用物）的价值相对应的一种价值损失。同时，“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修复其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而投入的劳动量。这部分劳动量越大，“负价值”的绝对值也就越大。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它与修复其造成的损害所必须付出的劳动相联系，表现为修复劳动时间的多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修复过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现有的生态经济理论分析还难以深入并较好地解决现实生态问题，其关键原因在于缺乏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科学量化分析基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基于公共性和外部性视角，而国内外生态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环境的研究，则缺乏劳动价值实体。因此，将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引入到环境经济学框架之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路，着重分析环境污染物“负价格”背后的“负价值”决定前提，不仅对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有所贡献，还为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学派，以及绿色发展观的思考提供了新认识、新扩展和新理念，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首先，形成对于市场经济的创新认识——生态悖论。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生产力，即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要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表现为经济物品的生产），也是环境污染和经济不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污染物的生产）的根源所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国内外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诸多研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但一直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事实上，经济物品的价格总和大于零，污染物的价格总和小于零，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经济物品的单位价值量大于零，而污染物的价值量总是等于或者小于零。即在生产出一个正的使用价值为人类所使用的同时，也会生产出一种有害的负的使用价值，约束和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负价值”理论为市场经济生态悖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次，形成对于SSA理论的新扩展——SSSA。SSA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认为资本积累会受到一整套由经济、政治与文化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制约。虽然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传统，但该学派的基本观点未曾涉及对价值基础的考量，也未系统考虑纳入环境因素后的变化。而上述“负价值”理论可以用来进一步构建关于资本积累社会结构可持续性条件的理论（Sustainabl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SA）。其主要内容为：（1）将资源环境因素及其相关制度看作制约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重构兼容性生态保护制度，解决市场经济活动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矛盾；（2）基于“负价值”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一步阐述经济与生态的交互循环机理，以及这一交互循环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特征，从而建立SSSA的制度分析新框架；（3）将资源环境因素和生态制度分别植入SSA理论的五大核心矛盾，同时以“负价值”为切入点，可以发现社会生态关系对劳资关系、资本竞争关系、国际竞争关系、国家地位与政策这五大核心矛盾带来的诸多影响。

最后，形成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绿色发展观。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将资源有效利用和开发以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观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以“负价值”为理论基础审视绿色发展观，有助于深化绿色经济发展价值观、绿色发展平等价值观以及绿色发展效率价值观三大层次的内涵。例如，物质资料的生产既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持续性的根源，这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价值观。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一旦影响了自然环境，就必须付出同等或者更多的劳动予以修复，这体现了绿色发展平等价值观。绿色经济生产过程就是“负的使用价值”和“负价值”的消除过程，这既是绿色经济的目标追求，也是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现了绿色发展效率价值观。可见，只有真正地理解绿色经济的发展、平等和效率价值观，并将三者有效结合，才能真正发展绿色经济。而这种以“负价值”为基础的生态政治经济学体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且有效的理论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2AJL003）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