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洋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的误解（上）
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10月8日 作者：杜恂诚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市场条件，需要交通运输条件的日益改善，需要政府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当然不可能在各方面扶持民族资本主义，而军阀的割据、内战又使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市场和交通运输等都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发展经济的阻力“首在兵祸”。“兵祸”酷烈，加上外国资本的压迫，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能获得发展？历史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不仅有发展，而且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这也许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些统计数字。
从统计数字看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延续清末新政时期的发展趋势继续发展。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而民营经济中的主要产业是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
1890-1911年的22年中，中国新设本国棉纺织工厂24家，创办资本总额1863万元，而在1912-1927年的16年中，新设本国棉纺织工厂86家，创办总资本13670万元，这后16年的新设纱厂家数和创办资本总额分别是前22年的3.5倍和7.3倍。从实存数来看，1912年中国本国纱厂22家，纱锭51万枚，仅仅过了十年，中国本国纱厂就发展到65家，纱锭163.2万枚，1927年厂数72家，纱锭201.9万枚。
另一个与棉纺织工业同被称为近代中国两个最大民族工业行业的面粉工业，其发展的速度也是令人瞩目的。从1878年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设立起，到1911年的30余年中，中国共设立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面粉厂65家，创办资本额共约1045万元，而1912-1927年的16年中，新设面粉企业达185家，创办资本总额达约3932万元，形成相当的规模。在这后16年中，1918-1921年这四年设厂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大，共设厂64家，创办投资1822万元，四年设厂数约相当于1912年前30余年的总和，投资额则为那30余年的1.74倍。
过度投资引发调整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大致上从1922年起，棉纺织工业、面粉工业以至整个中国经济出现了困难和不景气，市场销路不畅，价格下跌，许多企业出现亏损。过去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单一外因论的解释：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是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而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压迫（主要指对华商品输出），而在这之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就重新一蹶不振了。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经济似乎应该是温室里的花朵，是经受不住压力的。其实，这是误解。中国本国的机器大工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压力下诞生的。
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纱厂所遇到困难的原因，不仅要在外部因素中去寻找，而且也要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内部因素中寻找。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存在一个市场的扩大同企业的扩大不相协调的问题。1922年进口外国棉纱107万担，低于1918年的118万担，更低于1913年的262万担。看不出是卷土重来的问题。战时进口洋纱的减少为中国棉纺织工业让出了一部分市场，但这部分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况且这期间日本在华棉纺织业急遽膨胀，1913年仅5家厂、11万纱锭，1922年扩展到25家厂、67万纱锭，1925年更增至45家厂、127万枚纱锭。相对于华厂而言，日厂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产品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强。
华商棉纺织业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设厂过多，以致超过了市场所能容纳的限度，这是欧战以后中国棉纺织工业遭遇挫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1922年洋纱进口只比1913年减少约155万担，约合20608万磅（1921年的情况也相差不多），而全国中外纱厂1921年比1913年多产纱65万多件，约合26069万磅，超出洋纱进口的减少量很多。这对中国的棉纱市场造成了很大的供给压力。工厂设立过多，势必出现对原料竞相争购，而对产品削价竞销的局面，造成所谓“花贵纱贱”（原料贵产品便宜）的结果，迫使许多华商纱厂减产，甚至倒闭。1923年有25%-30%的华商纱厂倒闭了。棉纺织机器的进口也显著减少了。而当一些中国纱厂的纱锭停止转动时，织机倒还能照常运行，并“调剂”纺纱生产。
由此可见，产销的平衡与否对于企业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的行业调整和市场开拓，市场平衡又渐趋恢复。到了1926年，棉纺织业又成为“最有利之事业”，产量大增，销路“甚畅”。中国棉纺织工业在一段时期内的过度发展和随后的自我调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总的来看，即使在调整期间，这个行业的总规模也还是有所扩大的。
面粉工业的情况也类似。1921年起洋粉进口迅速增加，1922年从70多万担回升至360多万担，1923年更增至573万多担，重新对中国面粉工业造成沉重的压力。对于这种突变的形势，中国的面粉业者似乎有点措手不及，穷于应付。在1922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上海23家面粉厂只有1家持续开工。出口国外的面粉也从1920年的396万担猛减至1923年的13万担。
按理说，国外市场的得而复失和洋粉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卷土重来，这是中国面粉工业在短期内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事实上，中国面粉工业所经历的磨难并不很长，到了1924年情况就有较大的改观，“营业甚形兴隆”。1924年是欧战以后、1927年以前进出口面粉逆差最大的一年，也就是洋粉压力最大的一年，但偏偏是1924年这一年，中国的面粉工业出现了转机。
笔者认为，这种转机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面粉业者努力开拓华北和东北市场，二是城市化的发展增加了对面粉的需求。中国的面粉生产，农民家庭自用性生产在当时尚占有优势，1913年和1921年都占有54%多的比重，商品性面粉生产占有45%多一点的比重；但在商品性生产中，机器工业的产品却在不断地挤占土磨坊产品的份额，1921年与1913年相比，机器工业的产品从10%增加到18.4%，而土磨坊产品则从35.4%下降到25.7%，随着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和面粉总产量的增加，机器工业的产品即使要保持这样的市场份额，也是有很大的产量上升空间的。据调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面粉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面粉工业通过开拓市场走出了困境。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