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综合经营要考虑协同效应 《财经》实习记者 张丽华 [10-20 15:17]
关键在于无论中国采用哪一种金融经营模式，都要解决金融机构代客与自营的利益冲突问题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张丽华】“中国不适宜采用同一法人综合经营的模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现在探讨的应是在集团综合、法人分业的模式下，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事业制的控股公司模式哪一个更有利于提高效率、防范风险。” 吴晓灵是在10月18日上海财经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年纪念经济理论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探讨综合经营 中国于1995年金融立法时制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分业经营法律。进入21世纪，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使金融机构屡屡以个案形式突破法律限制，逐步走向了综合经营的道路。时至今日，中国有上述两种模式共存。 吴晓灵指出：“除中信、光大、平安拥有金融控股牌照外，很多商业银行已经出资控制了证券、保险及投行，因而也存在事业型集团综合经营这种模式。” 综合经营要考虑业务的协同效应。吴晓灵认为，代客资产管理与银行业、保险业均有较好的兼容性；银行业与证券业、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有较好的协同效应；而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协同效应并不显著。 “综合经营和分业经营，没有绝对地好和绝对地不好，”她说，“关键在于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解决金融机构代客与自营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现在资本市场上的诸多黑幕和操纵也都是因为金融机构在做自营业务时没有顾及客户的利益，用金融机构的利益侵犯了客户的利益。” 吴晓灵提出要正确认识金融业的四种业态，即商业银行的本质是创造信用货币，因而必须保守经营，维护可偿还性原则；证券业是为众多债权或股权形式的投资人提供服务的经纪业务，如果做投行业务，就会面临利益冲突；保险的本质是投保人的互助机制，其基础是大数法则；代客业务是委托人与信托人的信托管理关系，其核心是忠诚原则。 “金融，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质是中介服务机构，”她强调。 金融危机缘由 本次研讨会上，吴晓灵立足中国金融业发展，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教训和启示。 “今天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就是华尔街太贪婪了，为了自己的利润创造了很多偏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工具，酿成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她总结了四条金融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即全民高负债经营，政府负债，居民负债。 第二，危机发生的金融根源是商业银行违背了可偿还性原则发放按揭贷款。货币必须根据商品交易的多少来创造，过多创造货币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第三，投资银行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风险的原则，过多复杂的衍生产品使人看不到风险的真实所在。 最后，监管失职对经济结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证监会于2004年修改规定，允许资本金在50亿美元以上的券商，无需交纳估值折扣，而其负债净资本的比率可以提高到40倍，正是这样的高杠杆率酿成了今天的金融危机。” “纠正以上的制度缺陷，必然要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阵痛过程，”吴晓灵如是总结。 衍生品去留 美国闯下如此大祸，中国还要不要发展金融衍生品？ 吴晓灵说，“美国的投行这次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高杠杆率和它的衍生产品过度扩张，但我们不能基于这一点就说中国不应发展衍生产品。” 她强调，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要坚持“穿透性”原则，让客户看到基础产品；同时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 在她看来，此次次贷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业银行在资产证券化后把它的基础产品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表外，没有提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因而助长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的道德风险。相比而言，严格的资本充足率、债务清偿率的监管保证了中国证券机构在这次证券市场跌幅达70%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大的风险。 针对美国此次出手救AIG而不救雷曼，吴晓灵如是评价：AIG的风险资产太多了，它的倒下势必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对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市场份额要做适当控制，不要让金融机构“大到不敢倒”从而要挟政府和公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