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上财宏观经济年度论坛在沪举办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徐龙炳发表开幕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主题“‘十五五’启航——创新驱动穿越周期”恰逢其时。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十四五”与“十五五”交汇的关键阶段，全球经济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国际经贸规则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也正处于转型攻关期，传统要素驱动效应减弱，结构性矛盾与风险并存。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穿越周期不仅需要短期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更需要着眼长远，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动能培育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他强调，创新驱动是破解周期约束的根本动力，新时代的创新是系统性创新，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他表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将持续发挥智库作用，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上财智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同斌代表团队发表《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报告认为，“十四五”以来，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深刻调整的国内结构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同比增长5.2%，宏观经济继续稳中向好。课题组坚信，我国宏观经济基础仍然坚韧，即家庭“有需求”，企业“有动力”，政府“有空间”。在“十五五”新阶段的启航之际，中国经济可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结构优化，重塑增长动力，实现从债务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当然，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表现为一些意料之外：投资增速已经低于消费，且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均大幅回落；前三季度物价仍处于通缩边缘；房价继续探底，新房和二手房房价环比降幅持续增大。课题组认为，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是旧增长模式下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的结果：长期以来，家庭、企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扩张的过程中普遍依赖杠杆支撑增长，形成了较高的债务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以来进入深度调整，旧模式的脆弱性逐渐显现。房价下行削弱家庭财富，抑制消费意愿。进而拉低企业销售、利润及产能利用率，加剧价格竞争，致部分企业退出市场。企业退出又冲击就业与收入，进一步抑制消费。经济陷入“财富缩水—需求收缩—利润下滑—产能过剩—就业恶化”的恶性循环。同时，房地产价格下跌致土地出让收入骤降，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宏观经济的“三有”构成了未来经济复苏与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链条。在政策方面，短期来看，应当采取稳健而灵活的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稳定家庭资产预期与消费信心。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唯有依靠创新方能跨越经济周期，达成经济的再平衡与再增长。

主旨演讲环节，姚洋院长、鲁政委首席、文一教授依次作专题发言。

姚洋教授作题为《从十五五规划看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五五”规划的重点任务清晰明确：一是做强制造业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推进原始创新，实现关键技术自立自强。他认为，理解这两点要从两大宏观框架分析：第一，自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去杠杆、房地产整顿、规范金融、压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面看是短期阵痛，实则为长期健康奠基——从依赖金融、地产的旧模式转向以制造业和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新增长结构，中国经济将进入以实体经济和原创科技为核心的新周期。第二，中国经济政策受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影响增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可控、完整的大国产业体系，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这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在这两大框架下，他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政策议题：一是激发国内需求潜力。在房地产、基建和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合理释放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支持经济持续增长。二是完善金融对创新的支持。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探索将资金安全高效地流向市场化PE、VC，推动原创技术和0-1创新。他总结到，经过多年深刻调整，中国经济正迈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以制造业和自主创新为核心、以国家战略安全为底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围绕这一主线不断重塑，开启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新周期。

鲁政委首席作题为《强化金融支持创新闭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五五”规划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首位，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中国已初步摸索形成了从居民储蓄到权益融资支持创新的金融闭环。他认为，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的金融支持体系需要六个阶段：在创新孵生阶段，依赖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公益捐赠；进入产品成熟和行业引入阶段，则由国家引导基金牵头，并引导银行险资、社保、信托等长期资本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当企业技术成熟、具备产业化条件后，绿色通道的设立为一级市场提供了高效退出渠道，进而引导更多资本投向关键科技领域，形成“早期投资—适时退出—再投入创新”的良性循环。在IPO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后，ETF等产品承接二级市场资金，居民、社保基金及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实现“储蓄—创新—回流”的循环，中央汇金和平准基金在此过程中降低波动率，能够提升投资者入市的信心，改善投资体验。他指出，这一金融支持创新的闭环在现实中已显现雏形，未来还需重点在三个关键环节加以强化：第一，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稳市机制，以显著降低A股市场的波动率；第二，培育普通居民养成以ETF代替个股的投资习惯；第三，依托注册制改革，为具有“卡脖子”技术突破潜力的企业开辟IPO与并购的高效绿色通道，同时源源不断向ETF注入新活力。他还认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有望进入估值系统性提升的周期，使高储蓄真正转化为创新驱动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注入坚实的金融支撑。

文一教授作题为《全球生产力中心的两次大转移》的主旨演讲。他指出，自公元元年以来，全球生产力中心已经历两次关键性大转移。第一次大转移始于文艺复兴，生产力从东方移向西方。第二次大转移始于20世纪上半叶，生产力开始从西方重新向东方回流。这一重塑世界格局的历史进程至今仍在持续，而中国的崛起正是这场世纪性转移中最具历史分量的力量。在分析全球产业转移规律时，他指出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核心矛盾是制造业回报率长期低于金融业。制造业需要庞大协作成本与实体基础设施，而金融业具备极强流动性。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市场经济沿着“商业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路径不断演化，并在终局阶段普遍陷入制造业空心化与贫富分化。他分析了金融资本主义形成需要具备的四个条件：金融资本掌控国家权力、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国家纵容贫富差距扩大、本国制造业衰退后能找到“国外接盘者”承接产能。基于此，他判断中国不太可能走向制造业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回流”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也相当有限。他强调，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已由“缺席者”转为“核心参与者”。中国要在新的全球格局中确立位置，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只停留在“遵循国际规则”的层面，而应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路径与规则体系，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成为新的全球生产力中心的重要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