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三组关系，提振消费信心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波副教授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1期第4版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促进消费的系列政策举措，各地也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比如，上海将2023年作为“消费提振年”，制定了贯穿全年的促消费活动方案，举办第四届“五五购物节”和6大主题消费季活动。各地有针对性地提振居民消费意愿、释放消费潜力，政策短期效果明显，消费呈现恢复势头。
从中长期来看，还需厘清三组关系，辨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的深层原因。在经济恢复期，信心比黄金重要，根本之策是打好政策组合拳，提振全球对于中国走和平发展、共享发展道路的信心，提振海内外投资者对于中国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提振老百姓对于未来生活会更美好的信心。
第一，外需与内需的关系。内需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外需则是重要动力，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开放发展的确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全球经济走弱、需求疲软，“逆全球化”暗潮汹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欧美等奉行“友岸外包”，试图打造“小院高墙”，对中国选择性“脱钩”。我国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中国出口陷于“低端锁定”。内外因素叠加，导致我们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本优势的双重挤压，中国出口尤其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面临着较大的流失压力。
因此，我们须处理好扩内需与稳外需的关系，短期内要千方百计稳外贸，为内需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和空间；从中长期来看，则要坚持创新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供给结构和出口结构。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二者均为内需的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不同，但绝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投资不仅带来巨量生产性消费，还可以扩大产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刺激消费。消费拉动生产，一定规模的消费对于完成资本循环的“惊险跳跃”至关重要，消费结构升级引致供给结构优化，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共同影响投资与消费决策，从底层逻辑来看，利润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投资就是要追求利润，“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项目的现金流与利润状况也决定了投资的可持续性。投资者还会追求安全，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所以，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形势、制度政策稳定性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外商投资而言，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但外资的信心还需进一步修复。更为严峻的是，部分外商的投资踌躇不前，甚至将供应链撤出中国，深层原因是对中国走和平发展共享发展道路缺乏信心。
政府投资主要抓手是重大项目建设，这历来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发力点。2023年伊始，各地方政府纷纷按下重大项目建设加速键，有利于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必要经济增速，增强就业吸纳能力。但政府投资有一个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政府投资应更注重杠杆效应，以有效撬动民间投资。各地纷纷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短期来看，有利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长期而言，民间投资更需要安全保证与稳定预期。故政府需转换身份，以良治与善治稳定投资信心，以法律与契约寻找共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第三，短期消费与长期消费的关系。从短期而言，消费占GDP的大头，其波动是繁荣与衰退的重要变量。就长期来讲，收入分为消费与储蓄，储蓄决定投资，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采取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减免相关消费税、汽车购置税等政策，对于激发消费意愿和潜力、扭转需求收缩趋势、稳定基本盘来说极为必要，且势在必行。
不过，我们也需重视消费与储蓄的最佳分配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虽然自2022年以来居民储蓄大幅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居民具备很强的消费潜力及消费意愿。储蓄增加更多是由富裕家庭储蓄增加所致，且更多的是预防性储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要有序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一切创造力与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注重公平供给，进而提振老百姓对未来生活更美好的信心。